「我很好奇，对于找你咨询的学生，送小熊礼物给妳，妳会有哪些考虑来决定要不要收下？」我看着来找自己督导的实习咨询师，问了这个问题。

 

「我刚开始也觉得有点不妥，可是学生跟我说，他不是只有送给我，他也有送礼物给帮助他的教官和老师，所以我想这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感谢的方式，他的反应一直在告诉我，这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所以我就收下了。

 

后来因为办公室的同事和主管，都告诫我不应该收，说这违背咨询伦理，叫我要把礼物退回去，我才感觉到进退两难…退回去，学生大概会觉得我莫名其妙，但收下来，好像又是不应该的。」

 

「我听到妳提了『华人用送礼表达感谢的文化』、『主管和同事的反对』、『违背咨询伦理』，但我还是很好奇，妳自己呢？妳心里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感受是什么？妳了解或赞同他们说的吗？」

 

「我…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想这件事，一方面我好像可以同理学生想要表达感谢的心情，可是另一方面，我也担心自己是不是就像主管和同事说的，违背咨询伦理还不知道。偏偏我打开咨询伦理守则，里面并没有说到不能够收当事人送的礼物…我真的搞迷糊了。」

 

 

我看着充满疑惑、无所适从的实习咨询师，心里闪过各式各样复杂的念头。我不太能接受她用华人送礼文化来合理自己收受礼物的选择，毕竟这个学生只跟她谈一次话就送几百元的礼物，未免太不符合常情，加上实习咨询师只以对方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，却没有深究这样的互动方式，对她自己以及对咨询关系会有什么影响，我的确觉得这样的处理是不够周全的。

 

虽然如此，我也试着体会实习生的处境，向左走或向右走，怎样的选择才叫符合咨询伦理？很多时候并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，咨询工作者需要的不只是「什么一定可以做」或「什么一定不能做」的标准答案。

 

更重要的是培养出辨别与评估自己在咨询关系中的选择，对自己、对当事人以及对关系本身会有哪些影响的能力，而这样的敏感度与判断，往往需要实务经验的累积和反省才能获得，甚至是需要摔跤才能学会和懂得，光有爱心是不够的，助人还需要智慧的判断与界线的拿捏。

 

 

第一次摔跤，发生在我担任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期间，这是我从事咨询的第一份工作，工作内容是和一群受过助人训练的大学生志愿者，接听从各地打来的免费求助电话。我那时刚完成咨询研究所的课程训练，对助人抱持美好的期待和想象，渴望透过自己的付出和给予，为当事人的生命带来正向影响。对方是个声音非常稚嫩与诚恳的男孩，刚开始打电话来的目的是询问一些升学和就业的讯息，接着他会和我讨论他对未来发展的想法与担心；

 

他大概两三天会打来一次、每次通话大约15到20分钟，他总在电话挂断前表达对我的感谢，他说生活中有这样一个可以谈心事和获得支持的空间实在很棒，我也为自己能提供这样的服务乐在其中。这样的情况大约维持两周，有天他又再打电话来，声音听起来就像刚哭过，我试着同理和鼓励他，他才决定告诉我他之前避而不谈的家人关系。

 

他说父母总是忙于工作和赌博，对他的生活不睬不理，加上他在校成绩不佳，父母不但不帮助他改善学业的落后，还要求他要自力更生，好几次都要赶他出门。他说自己还剩两年就高中毕业，他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培养一技之长，可是父母一再的否定及断绝经济来源，真的让他看不到希望，他说着说着哭了起来，每字每句都带着很深的受伤与无奈。

 

 

或许因为我经历过家境不好的难堪与辛苦，听到这样的故事让我有很深的不忍，在一种过度想要帮忙和补偿的心理作用下，我在结束电话前，说出可以把钱先转账借给他的提议，他刚开始一阵惊讶，随即很快地破涕为笑，并且一直表达感谢以及他将来一定会还我的承诺。

 

挂掉电话的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做了救人一命的决定，然而全程在旁边听我谈话的同事－淑芳，却面色凝重地约我到办公室外聊一聊。

 

「琼慧，我刚刚听到妳要把钱借给小彬（当事人的化名）？」

 

「是啊!我只是先借给他，他说他以后会还我的，我会这样做是因为……」我开始交代这个孩子的背景以及我跟他谈话这几次来的脉络，淑芳边听我说的话边点头，但她脸上的凝重一点也没有松开过。

 

「我可以感觉到妳很美的心意，很想要帮忙个案，我只是想到一些问题，妳要不要也想想看？」她看着我继续说：「一个部份是，这个孩子如果像他说的，还要两年才能有自力能力，妳现在借他的钱只能救急，并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他的问题，妳有想过这些钱用完之后要怎么办吗？

 

再来是，这些故事的内容都只有个案单方面的说法，我们要不要也联系相关的人？毕竟这中间如果是有误会的，对他的父母来说也不公平。」

 

「妳觉得我不应该相信个案所说的话吗？」我觉得自己好像闯了大祸，却很想要做垂死的挣扎。

 

「我不是说妳不应该相信个案所说的，我只是觉得故事是有很多面向的，而我不确定妳是不是看得够清楚也想得够清楚了。把钱借给他只能度过短暂的困难，但是长远来看，个案和父母的关系仍需要修复，甚至如果个案需要更多社会资源的关注，我们势必也需要掌握更多的细节才能够帮忙，因此不管个案说的是不是真的，我们对个案的状况有更多的了解都是必须且重要的。不是吗？」

 

 

淑芳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她问的问题我连想都没有想过，我只是一股脑地想帮忙，却忽略自己没有掌握足够讯息，也没有思考这个决定对后续发展的影响，在她的鼓励下，我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小彬，告诉他我还是愿意借钱给他，但因为这不是长久之计，所以我需要联络他的父母以进行沟通。

 

小彬沉默许久，接着他用害怕的声音告诉我，他很担心父母接到我的电话会有什么反应，他问我是不是一定要跟他的父母谈过话才愿意借钱给他？和淑芳演练过各种状况的我，脑袋清楚地说：「是的，我必须要先跟你的父母谈过话。」

 

 

小彬不情愿地把家里的电话给我，我则带着忐忑的心情打电话给小彬的父母，我听到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。父母无奈地说，小彬为了抽烟喝酒和赌博，已经花掉家里20多万元，他们管控孩子的经济是因为不愿意让他越陷越深，绝对不是要逼孩子走上绝路，还说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道理，所以才决定不再纵容。

 

我一边听着父母的陈述，一边也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，我好希望这不是真的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不是小彬就是他的父母说谎，然而前者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后者。

 

 

我再打电话给小彬，跟他说明我听到截然不同的故事，我隐约希望他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我非常不熟悉的声音，小彬冷冷地问我说：「那现在是怎样？妳到底要不要把钱转给我？妳如果不转，那我们也就不要废话了。」

 

我苦笑：「我没有办法把钱转给你，因为我觉得…」我话还没有说完，电话就挂断了，从此小彬再也没有打来，我们打过去的电话，他也不再接听。

 

 

这个经验发生在15年之前，小彬敲碎了我对助人的幻觉，他教会我没有经过智慧判断的爱心，不但可能徒劳无益，甚至可能会害己误人，让当事人继续玩弄自以为是的心机，失去与他人真诚接触与面对真实自我的可能。

 

好在，他并没有浇熄我对助人的热诚，我也没有因此就决定站在疏离的位置，以专家的角度分析当事人的生命，但我的确会更谨慎地评估，特别当我想去做那些一般咨询师不会做的事情时，我会问自己是不是看清楚也想清楚故事的原貌和后续可能的发展？还是我只是太急着要去满足自己想要做点什么的需求？再决定要如何反应。

 

这是值得咨询师思考的问题。

 

（全文完）